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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安处分立法化的根据

文字:[大][中][小] 2019-3-20    浏览次数:195    
我国保安处分立法化的根据
  摘要:我国学界对保安处分应否立法化问题尚未达成共识,笔者赞同我国保安处分立法化。在归纳并评析我国保安处分立法化反对论的立论及其根据的基础上,论证保安处分立法化的实践必要性根据和理论必要性根据,以及理论可行性根据和实践可行性根据。
  基于对保安处分存在意义的不同理解和价值立场的分歧,我国学界对保安处分应否立法化这一问题尚未达成统一认识。笔者赞同我国保安处分立法化。由于保安处分的立法化以对保安处分价值持肯定立场为逻辑前提,因此,要探讨保安处分立法化的问题,有必要首先对否定保安处分价值的反对论作一评析。在此基础之上,再就赞同立法化的根据作正面立论。
  保安处分立法化反对论的立论及其根据
  我国保安处分立法化反对论的立论及其根据可归纳如下:
  (一)“意识形态对立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刑法学界对保安处分制度的传统观点就一直认为保安处分是为帝国主义垄断统治服务的,是资产阶级刑法的座上客。至今仍有反对论者继续沿用上述传统观点,认为保安处分的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哲学观,它不能从本质上揭示阶级关系,为维护资产阶级权益而不惜牺牲个人权益,说明“保安处分理论在本质上是反科学的,它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是为其实行法外制裁服务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施行保安处分。
  (二)“功效有限论”。保安处分制度企图主要通过剥夺犯罪能力和矫正的途径来防卫社会,但这两种途径经实践和深入研究后已经宣告了此路不通的结论。因此尽管保安处分在世界不少国家广泛采用,但大多数国家并未有效控制犯罪率的上升,说明保安处分防治犯罪的作用极其有限。
  (三)“侵犯人权风险论”。鉴于保安处分制度的施行必然要适用人身危险性标准,尽管保安处分能用以积极主动地预防未然之罪,较之刑罚仅在犯罪发生之后被动地惩罚犯罪,而具有积极的促进机能,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还相当落后,司法实践中滥用权力、侵犯人权的情况还相当严重,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匆忙地迎来保安处分将十分危险”。
  (四)“超前论”。这又可大别为两种论点。一是保安处分是文化国的产物,我国目前亟需的是法治国的法制精神,创设保安处分制度将不可避免地削弱或破坏法治精神,因而是超前的构想,“可谓激情可嘉,理智不足”;二是保安处分理论与我国现行刑罚观念不符,“迄今为止,我国刑法学界对人身危险性概念和保安处分制度尚缺乏理论准备,目前引入人身危险性概念和保安处分制度似嫌操之过急”。
  (五)“物质条件缺乏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尚不具备系统实施保安处分所需的物质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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